4月以來，歐盟通過《外國補貼條例》，相繼對我國光伏、風電企業展開反補貼調查。美國方面，財長耶倫在4月4日到4月9日訪華前后多次提及所謂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問題，也被視為進一步加碼貿易限制措施的信號。愈發嚴峻的海外市場環境，讓我國新能源企業感受到了不小的壓力。

貿易限制措施升級

4月以來，歐盟幾乎每周都會向我國新能源企業拋出“重磅炸彈”。當地時間4月3日，歐盟針對羅馬尼亞110MW光伏園區項目招標中的兩個投標方展開反補貼調查，涉及我國隆基綠能（601012.SH）、上海電氣（601727.SH）兩大能源領域的龍頭公司；當地時間4月9日，歐盟又宣布對我國在歐盟五國（西班牙、希臘、法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五）的風力渦輪機供應商通過補貼獲得“不公平優勢”的情況展開反補貼調查。當地時間4月10日，歐盟更新所謂“中國經濟扭曲報告”（Report on state-induced distortions in China’s economy），稱我國光伏電池、風電組件、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業存在國企占比高、政府干預多等情況，并因此形成“市場扭曲”，而這份報告也與歐盟貿易、關稅政策息息相關，在歐盟反傾銷反補貼法案制定或調查、決議中，承擔著類似資料庫、備忘錄的作用。

雖然歐盟早在2012年就對我國光伏硅片、電池、組件企業展開過“雙反”調查，近年來貿易領域的糾葛也始終存在，但今年以來的情況還是有明顯變化。以上文提及的最新反補貼調查為例，依據的都是去年7月剛剛生效的《外國補貼條例》（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即FSR），該條例旨在限制在非歐盟國家獲得所謂有失公平的政府補貼的企業參與歐盟范圍內的并購、公共采購等經濟活動，鈦媒體APP此前曾詳細梳理過該方案的有關情況（歐盟針對我國光伏展開反補貼調查，事涉隆基綠能、上海電氣），并認為FSR是歐盟將競爭法與貨物反補貼措施相結合的最新法律工具，也將對我國出口歐洲貿易形成新的挑戰。而從事實來看，該條例生效至今共發起過四起調查案件，針對的都是我國新能源（包括參與保加利亞電動列車項目招標的中國中車、上文提及的羅馬尼亞光伏項目招標中的兩次和最近的風電渦輪機調查）。

歐盟之外，另一大新能源主流市場美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近來美國財長耶倫多次提及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問題，兩院關于限制中國新能源制造的提案不斷，業內關于美國政策會持續收緊的焦慮不斷。而除了仍在生效的對我國光伏產品的“雙反”政策，動力電池、儲能電池等領域限制措施也在加碼（美國國會新法案禁止國防部采購六家中企電池，涉及寧德時代、比亞迪等業內龍頭），今年6月對東南亞四國光伏組件的進口關稅豁免也將到期，屆時，我國多數企業在東南亞的光伏產能恐怕都將受到相關反規避措施落地的沖擊。

雖然歐美新能源貿易壁壘已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但相比于傳統的“雙反”和人們印象中簡單的“胡蘿卜加大棒”套路，以FSR為代表的新法案，以及碳關稅、碳足跡認證等“綠色門檻”和涉及所謂強迫勞動等問題的“藍色壁壘”等種種新限制措施，其背后可能是歐美主流市場愈發成熟的制造業“防護體系”。產業研究專家、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林雪萍曾在《供應鏈攻防戰》一書中提出過“供應鏈三力模型”，包括連接力、控制力和設計力，其中的設計力即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或組織對整個供應鏈進行規劃設計的能力，對應到中國與歐美在新能源供應鏈上的博弈，我們可以愈發清晰地看到，歐美目前有較完備的供應鏈戰略規劃和戰術體系，周邊是無數的企業服務機構、智庫、產學研等等來輔助決策（包括此前提到的所謂“中國經濟扭曲報告”），還有內容豐富的工具箱，其中有法律手段、關稅手段、產業政策等等，幫助決策層找到突破口和最有效的“精準打擊武器”，而被調查企業在這套規則下往往難以應對，FSR第一起調查最終就以我國企業撤出而不了了之。

針對相關情況，我國政府和企業組織也均發聲表達了自身立場。我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4月11日表示，歐方迄今依據所謂《外國補貼條例》發起的調查均針對中國新能源相關企業，目標指向明顯，不僅嚴重損害中國企業赴歐洲開展投資貿易合作的信心，干擾中歐產業互利合作，也將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綠色轉型的進程。相關發言還指出，歐方在調查過程中，肆意歪曲補貼定義，程序標準不公開不透明，是一種以公平競爭之名損害公平競爭環境的保護主義行為。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敦促歐方立即停止和糾正錯誤做法。而對于所謂“中國經濟扭曲報告”，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局主要負責人也表示了強烈反對，稱該報告曲解中國政策、市場環境和經濟制度，是在為后續采取歧視性的反傾銷做法制造借口。歐盟中國商會也在相關反補貼調查中數次發聲，質疑歐盟濫用FSR條例，將其作為“經濟脅迫的新工具”，干擾中企在當地的合法經營。

制造業回流尚未見效

在貿易限制措施升級、加碼的另一面，是歐美推動新能源制造業回流的努力。

近年來，出于對過度外包、離岸化的反思，和提升供應鏈安全性、解決本土就業問題及諸多政治、商業因素考量，歐美掀起了制造業回流浪潮。包括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IRA）和歐洲的《凈零工業法案》等，都以稅收優惠、補貼、限制外國產品等方式，著力增強本土制造業的競爭力，而除了芯片等先進制造外，新能源產業也是相關政策的重點支持領域之一。

不過，至少就目前來看，歐美新能源制造業回流的成效并不算顯著。

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的分析，2023年，我國在包括電池零部件、制氫電解槽等12個新能源制造業產業中的產能占比持續擴大（在其中11個價值鏈細分領域占比超過八成），隨著全球氣候轉型、清潔能源投資的持續增長，新能源領域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可謂有增無減，而歐盟和美國的相對份額卻并未實現明顯增長，在個別領域甚至還出現了萎縮。

以上文提到的風電為例，歐洲一直是風電制造重鎮，直到2020年，歐洲風電設備占全球的份額還在42%以上，但到了2023年，這一比例已降至30%左右，而中國制造占比則升至60%以上。在2023年，全球風電整機商TOP5中，中企獨占四席，而歐洲企業除了維斯塔斯外，其他如西門子歌美颯等都遭遇了排名、市場份額的下滑。歐盟委員會也在去年出臺的《歐洲風電行動計劃》中將中國風電制造業的加速崛起，視為歐洲企業面臨的重要挑戰。

當然，從政策出臺到建廠再到出貨，需要一定的周期，美國方面近來光伏、儲能等新能源產業發布的新項目規劃大幅增長，相關法案的具體成效仍需隨時間推移再行觀察。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類似的風風火火、一擁而上的建廠潮，未必都能在未來順利兌現。

以美國光伏制造業為例，在《通脹削減法案》（IRA）通過稅收減免、補貼等方式大幅降低了本土光伏產品生產成本，并持續加強對外國產品的貿易限制措施的背景下，美國光伏制造業產能確實實現了迅速擴張，尤其是光伏組件，從2022年底8GW左右的本土產能，到2023年已升至13GW以上，去年一年增長率超過60%，而且還有近20GW的在建產能，已宣布了項目計劃的產能更是多達80GW，如果再算上規劃中擬擴張的產能，其到2026年本土組件產能可能會達到120GW，接近目前的10倍。擴展到整個光伏主材環節（硅料、硅片、電池片、組件），如果所有預期產能都能落地，那么屆時美國本土的組件、電池、硅片產能總計將超過190GW，硅料算上重啟產能也有60萬噸，再計入硅錠、逆變器設備和光伏玻璃的話，產業鏈總體產能將超過230GW，遠高于本土光伏裝機需求。但這只是理想情況，根據Wood Mackenzie的預測，考慮到供應鏈、投融資、產業工人儲備、市場風險等等一系列因素，美國這些“已宣布但尚未建設”的產能，在落地過程中可能會面臨較大變數，預計到2026年只有48%能夠真正達產。而實際上，今年2月，美國光伏廠商CubicPV就已因價格、成本等原因宣布將取消其高達10GW的硅片產能規劃。如果再考慮到今年大選結果（如果特朗普上臺）可能帶來的氣候、能源政策的巨大轉向，這些產能的前景或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新能源出海風險加劇

雖然歐美制造業回流尚未奏效，未來發展也有諸多變數，但“貿易限制+本土化產業政策”的組合拳持續出擊，還是對我國新能源企業的出海形成了不小壓力。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也曾以“逆風”形容這種局面，并建議企業面對復雜局面要保持定力、加強合作協調，探索不同模式。

想打贏“逆風局”，除了知己知彼，還要能夠提前預判風險所在，鈦媒體APP認為，未來新能源出海，除了愈發頻繁、嚴苛的貿易限制措施（包括“碳壁壘”、“藍色壁壘”等門檻），還存在以下三點主要風險：一是地緣風險，尤其是近兩年頻發的地緣沖突等“黑天鵝”，會對新能源產品的出口貨運及在沖突地區的產能都帶來影響；二是供應鏈風險，尤其是海外新能源產能，在供應鏈上容易面臨上游漲價、原材料短缺、全鏈成本過高等問題；三是合規風險，全球多個地區政治局勢、產業格局、政策法規變動較快，如果對當地環境、文化等缺乏研究、了解，很有可能陷入被動局面，導致業務開展困難。此外，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復蘇速度、金融穩定程度、清潔能源投資比例、匯率波動情況等也都會對新能源企業出海形成影響。

針對相關挑戰，鈦媒體APP曾在一次交流中從三個維度提出建議，一是“在戰略和戰術上都要重視出?！?，以全局思維綜合考量，找準自身定位，做好投資回報等經濟性測算，持續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二是“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尤其是對于產品出口來說，需避免依賴單一市場，考慮多元化布局，挖掘新的“藍海市場”，包括通過自貿協定擴大對伙伴國的出口；三是“找專業的人來干專業的事”，尤其是對于產能出海來說，其中不僅涉及到項目選址、投資、合規，還有數字營銷、品牌宣傳、公共關系等一系列相關工作，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全部做好既不現實也不劃算，這就需要加強與專業第三方機構的合作，尤其是在產能所在地，需多與真正了解情況的當地人溝通交流，通過有影響力的學者、專家、企業家等增強自身影響力。

總的來看，在國際經貿格局愈發偏重安全性，供應鏈持續分流并顯現出明顯的屬地化、近岸化趨勢之際，企業出海必然面臨更多挑戰。但也有專家提示，這或許并非壞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在接受財新網專訪時即表示，中國新能源企業遭遇的出口阻力等挑戰可能反而是好事，如果我們的企業在最嚴苛的環境下，能靠自己的投資、理念、產品的質量、供應鏈產業鏈的完善度和優質的售后服務，用市場化的方式打下海外市場，那對我國整體的外貿結構、產業結構轉型以及市場化建設能力、供應鏈產業鏈運營能力的提升，都是很好的鍛煉，也將成為未來發展的根基。